蒋寅：《大历诗风》写作记

▲《大历诗风》初版与再版

《大历诗风》是我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封面由先师程千帆先生题签。虽然以当时的条件，装帧印制都不算太好，但那特殊的黄色封面始终给我很亲切的感觉。

在内心深处，《大历诗风》有它不可替代的位置。它是我学术研究的真正起步，也是我获得学术荣誉的开始，更主要的是，它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联系着我与硕士导师胡光舟先生、博士导师程千帆先生的学术渊源，其中更凝聚着千帆先生的心血。它还是我负笈南京大学三年青春的见证。青春的心灵虽然不够丰满成熟，但毕竟是敏感的，旺盛的，活泼的，有着老成持重时不可复得的灵动。十六个月时间写出十六万字，在今天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1985年初，我考入南京大学，跟随程千帆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提出学位论文做大历诗研究，得到了先生许可。在1985年6月20日的谈话中，先生说：“大历、贞元正是两个高峰之间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设想个好的角度去做，要让人耳目一新。还有，我看要注意到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像树剖开看年轮，看其横断面，也是有意思的。当时的诗和古文似乎并不相关，是各管各地发展着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读一下，这写法是尝试性的，很有意思。写了四个政治、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来展现晚明的腐朽。”老师这段话为我指引了思路，在读过《万历十五年》后，我为自己定下了剖析诗史横断面的基本目标。

但文学研究毕竟不同于史学，诗史的横断面如何剖析，既无前人著作可参考，也无现成模式可借鉴，我只好一边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著作，一边研究原始文献，慢慢构想自己的研究模式。凭着做硕士论文时形成的对大历诗的若干想法，我构拟了这样一个研究思路：首先，由分别反映开天和大历诗歌观念的两个当代诗选《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入手，概括当时人对开天—大历诗歌的基本看法，通过其间差异的比较，提出诗风发生变异的若干假说，以此为展开研究思路的起点；其次，对大历诗人的精神偶像和后世有关大历诗歌的各种论述进行分析，提炼出若干焦点命题，确定大历诗风变异的基本趋向；复次，依次从主题取向、时空观念、感受与表现方式、意象与结构、体式与语言等不同层次对大历诗展开分析，并通过与前后时期诗歌的比较，获得对大历诗的基本认识；最后，将这些认识与根据选本得出的假说进行比较，说明大历诗风的内涵、特征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

这一研究思路大体是在综合当时我了解的各种研究角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些是现学现卖，比如对时空观念的探讨，就是受莫砺锋师兄翻译的刘若愚《中国诗歌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和周裕锴学长《试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二文的启示。但在逐渐深入的研究过程中，不同的角度日益显露相互间的有机关联，促使我从整体上更深入地思考大历诗风的历史特征及其划时代意义。比如大历诗的六个基本主题，起初是各自孤立的概括，但随着研究的深化，个别揭示的一些艺术表现特点，如长于抒情，工于心理刻画，注重写实，擅长白描等，愈益显现其间的逻辑关系，凸现出大历诗在艺术表现上由比喻、描写向象征、暗示演进，风格上由慷慨奔放向朴实平易发展的总体趋向，最终形成我对大历诗的基本认识。到初稿写完，我对大历诗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唐诗内部，而是着眼于叶夑所谓的“百代之中”，力图从整个诗歌史的高度来审视这段诗史的特殊意义了。论文题目《大历诗风》是我自己定的，取其简洁明了，其实论文所包含的内容，已超出这段诗史的综合研究的范围，而触及整个中唐诗乃至古典诗歌范式演进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不曾料及的，大概也是出乎老师意外的。论文先得到邓绍基、陈伯海研究员和吴孟复、郁贤皓教授四位同行专家的评议，后于1988年3月23日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孙望、霍松林、王运熙、沈玉成、罗宗强、程千帆、周勋初、郭维森八位教授组成，先生们对论文的思路和基本观点尤其是开阔的诗史视野给予一致的肯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论文的意义大约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国内第一部综合研究一个诗史时段的著作，它将历来不受重视的大历诗歌视为唐诗史的一个特殊时段，通过与开元、元和两个时期的比较，揭示了它独特的审美价值及作为由盛转中的转折点在唐诗乃至整个中国诗史上的特殊意义，使诗史的内在脉络愈益清晰地凸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注中小作家和作家群，尤其是关注大历诗人的创作，发轫于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大历诗风》在傅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大历诗的诗史意义作了进一步的揭示，引起学术界对文学史转折时期的关注。其象征性的标志，就是在新出版的文学史中，大历诗歌由以往附庸于中唐的一节上升为独立的一章，并有了内容较为丰富的论述。

第二，论文以全新的诗史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给学界带来一些新鲜感。以诗人的感受方式、表现方式为核心，心态史、时空观念、意象结构等诸多新的视角构架了一个适合于对象的研究模式，整个分析过程和结论突破原有格局，达到了新的深度。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开拓，曾得到评审专家沈玉成研究员的肯定：“在众多的优点之中，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他立足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图综合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中国的传统文论以及西方的文艺心理学、古典美学、接受美学等等学科中某些理论和观念，经过自己的过滤、消化、吸收，融为一体。”

第三，论文从对大历诗的探讨中提出一些虽幼稚但值得注意的假说。我自己认为较重要的有两个，一是第六章由写作动机来看作品的构成方式，根据大历诗运用移情、烘托、象征手法的空前自觉，提出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美学特征定型于中唐诗的假说；一是第六章结尾指出的：“到宋代以后，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的诗歌美学与僧克勤的‘绕路说禅’的风气相融合，最终就形成了中国诗含蓄暗示、‘不说破’的美学趣向。”前者由于对古典诗歌的美学特征乃至“情景交融”内涵的理解与学界一般看法相去甚远，在论文答辩时未获得评审专家的充分认可。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至今我还没找到很好的论证方法来说明它，一直在思考和准备资料；后者已在十多年后的2001年写成《含蓄概念的成立及内涵的增值过程》一文，将简单的判断发展成论述充分的观点，在捷克查尔斯大学国际汉学中心举办的中国诗学研讨会上发表。

据周勋初老师回忆，罗根泽先生常告诫年轻助教：“你们年轻人要多写东西。要趁着年轻写。年轻人顾虑少，年纪大了，顾虑多了，也就不太好动笔了。”年轻时读书少，固然不免主观武断，但敢想能想总比不想好。《大历诗风》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像“吏隐”，像意象性状、意象结构、叙述结构等，便是年轻气盛、自由驰想的结果，当时未加斟酌就用来讨论问题了，不料却引起学界注意，引发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吏隐”的问题，我并未注意学界有无研究，率尔作为官人心态的典型用来讨论谢 的心态史意义。日本学者赤井益久教授在书评中肯定了这个问题的启发性，并撰写《关于中唐的吏隐》（《国学院中国学会报》第39号，1993）一文专门考察了中唐“吏隐”观念的源流。甚至出于我的臆造、其实并不妥当的“主题取向”一词，后来也频见于今人论著，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专有名词，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取向”一般用于对举的场合，如伦理取向和审美取向对举，指采取倾向于道德或审美的立场，是用取向的内容作为定语的，我用“主题取向”指作家在主题选择上的倾向性，从构词的角度说是不妥当的。）

作为博士学位论文，《大历诗风》在体例方面，如注释的完备，对海内外先行研究的征引，附录课题涉及作家作品数量表、参考文献一览、征引书目等，也受到兄弟院校博士生导师的赞赏，每作为学位论文的规范文本指定研究生阅读，多年来不断有后辈学人对我提到这一点。论文摘要在《文献》刊登后，《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予转载，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了书评，日本的《中国文学报》、《东方》也刊登了有关专家的评论，对全书的内容和见解给予较高的评价，1995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多年来，《大历诗风》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基本已为学界所认可，文学史教材和有关论著的征引足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如此，作为作者我很清楚，这部书的缺陷还是很明显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历诗与佛教的关系探讨得不够。我深知大历诗与当时的佛教关系十分密切，但自觉佛学知识不足，没有能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写作时征得老师同意，没有立专章讨论佛教问题，只是在第六章略微涉及诗学中对艺术幻象的认识与当时佛学思潮的内在联系，在赵昌平、贾晋华论文的基础上对佛学影响于诗学的途径提出一些更具体的看法。后来日本国学院大学赤井益久、香港城市大学刘卫林、新加坡大学萧驰等学者，都在这一问题上有所创获，将研究推向深入。其次一点是，当时我读古典诗歌尚少，判断力有限，对大历诗的艺术造诣认识不足。现在我对大历诗人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技巧，评价要更高一些，他们那清畅、洗练、雅洁的语言，对古典诗歌艺术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后代诗人也都很重视这一点。许多号称学盛唐、学杜甫的名诗人，其实都是由大历诗入手的，骨子里仍贯注着大历诗的神髓。这就是后代诗人的许多作品，诗话中摘录的名章隽句，常会让我们联想到大历诗的缘故。

从1983年作戴叔伦研究开始，到完成《大历诗人研究》，治大历诗前后十年。这是我学术的青春时代。这段研究为我打下了诗学和诗歌史研究的基础，至今我关于古典诗学的一些看法还得益于对大历诗歌的细致研究，大历诗人的作品常为我讨论古典诗学基本命题和概念提供具体的例证，也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诗学研究必须立足于诗歌文本和诗歌史的基础之上，否则一定会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近年略微涉猎元和诗，又读了一些清诗后，对大历诗和前后诗歌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现在让我来论述大历诗，有些问题可能就不谈了，有些新的问题会引进来。但今后或许没机会再论大历诗了，只能在其他论著中修正或发展以前的见解。那么就让少作留下学术青春时代的纪念吧，将全新的论述托付给后人。学术史毕竟要不断进步的。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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